政令畅通，才能使变法举措在实践中收到实效，而取得的实效能成为推进变法的新动力。由于“枝强干弱”，政令不行，使变法举措成为一句空话，怎么能够增强全社会的维新信心？对此，康有为、梁启超深有感触： “自四月以来，明诏累下，举行新政，责成督抚，而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寡有能奉行诏书者。……上虽盛怒，数四严责，终不能去一人或惩一人者，以督抚皆西后所用，皇上无用舍之权，故督抚皆藐视之，而不奉维新之令也。”⑷“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⑸
第三，是康党“言高、手低”的错位。戊戌变法前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被人们称作康党。应该说，康党在办学堂、开学会、编报刊、向朝廷建言等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但是，康有为等人并不满足于历史赋予自己的“吹鼓手”地位，而是削尖脑袋往朝廷里钻，希望“乘直升飞机”把握实权。无论是开制度局，还是开懋勤殿，醉翁之意都是踢开老臣，取而代之。这些小把戏被老奸巨猾的慈禧一眼洞穿，帝、后矛盾骤然紧张，光绪帝自感皇位岌岌可危，变法夭折前一个星期，也就是七月三十日，他给军机章京杨锐下了一道密折，坦言：“……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光绪希望杨锐等人拿出一个既坚持变法、又不拂慈禧太后“圣意”的稳妥方案。可是，康有为等人一意孤行，且自不量力，偏离变法是为了完善、巩固现政权的初衷，头脑发热，手无兵权却推行“围园、锢后、杀禄”的军事政变计划，铤而走险，一举将变法推向了万丈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