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说来,由于科学静观的世界与现实的工作世界有所不同,研究者的目的只是为了理解世界、而不是为了改造世界,所以,他必须从其原来所处的工作世界之中脱身而出,摆脱他原来具有的“原始焦虑”“生平情境”“关联系统”“现有的知识储备”等方面或者维度,通过脱离“面对面情境”和“我们关系”而使自己变成非功利的、孤独的(solitary)观察者[23],并且把既作为其具体研究手段、又作为“第二级构想”的承担者的“侏儒”构造出来。
3.作为具体研究手段的“侏儒”的作用
许茨指出,从根本上来说,研究者理解生活世界,也就是理解社会行动者在采取行动之初、在界定其特定情境的时候所使用的方式。因此,这种理解的关键在于,研究者观察和理解参与社会互动的行动者所使用的各种方式、所造成的各种结果,并且在此基础上构想出与这些行动者的行动相对应的、具有类型性的行动模式和人格类型。在这里,所谓“行动模式”指的是有关行动者的社会互动过程和模式的“第二级构想”,而所谓“人格类型”则是指作为这种构想的承担者的、被社会科学家构造出来以替代实际行动者的模型,亦即许茨所谓的“侏儒”(homunculi)。他指出,“侏儒”完全是由社会科学家构想出来的,它的意识、兴趣、动机、现有的知识储备、行动方案及其选择、“此在”和“彼在”、视角和动机互易性,以及相应的各种关联系统,都是由研究者预先确定并赋予它的[24]。因此,通过决定这种“侏儒”的活动的舞台、扮演的角色、采取的行动及其所产生的结果,研究者就可以对实际存在的行动者及其主观意义,做出既具有意义适当性、又具有严格适当性的科学解释了。当然,研究者要想使“第二级构想”和“侏儒”真正发挥这样的作用,就不仅需要使它们满足逻辑连贯性假设、主观解释的针对性假设和与实际行动者的一致性的假设,同时还必须使如此得出的研究结论要么直接、要么间接地来自生活世界的直接经验,使各种术语和观念实际上都清晰明确,并且使各种研究结论与其他已经得出的研究结论相容或者一致[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