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我要撒尿，我憋不住了！……”一个弟弟叫我。我便带他到外边撒尿。回来时，老师不在了。弟弟妹妹们不但将豆浆和烧饼，也将几盘菜和一盘饺子一扫而光，期待着我带领他们回家。
“我老师呢？我老师呢？……”我向老师傅大声询问。
“你一出去，他跟着也出去了。这孩子，你又不曾让我替你看着他！快走吧，快走吧，我早该关门了！”
桌上遗留下了老师的空烟盒。我拿起它，觉得它是老师有意留给我的一件东西似的。我扇了弟弟一巴掌……
八一年，我重返我的母亲城，见到了我童年的朋友王小松。他的经历和我的经历没什么两样。小学时期我们共同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自不待言。中学时期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文化大革命”狂澜。所不同的是——我属于“红五类”而他属于“狗崽子”。我的父亲因为是工人阶级没挨过斗，他的父亲因为是“走资派”，被“打倒”被“解放”被“结合”再被“打倒”，郁闷成疾一病不起，一命呜呼。我去“兵团”而他没资格便只得去“插队”。我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幸运地上过大学而他被视为“可教育好的子女”破例经贫下中农推选当过农村的小学老师……
返城后他发奋考上了“师专”。我们相见时他竟成了我们小学母校之校长。二十年后我们都已不再是孩子成了彻底的大人……叙谈中他问我：“你还记得咱们冼老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