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这表明，传感过程并不在对他人表情性体验的模仿，尽管这种表情性体验在为人和动物的外来体验所传染的情况下，有可能将这个过程中介化。
[13] 在这里，我不想描述“传感”在整个道德的历史形成、在心理变态性的群体运动的产生［从folie à aeux（感应性精神病）到整个民族的长期病态习俗和风尚的产生］、在群体惊慌失措，尤其在革命群体运动中的群体惊慌失措的产生等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关于这些问题，请参阅G.Le Bon，《群体心理学》和《论革命精神》。另请参阅Tarde，《限制法则》和S.Freude，《群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1921。后者在书中72～75页写道：
精神分析研究有时也考察一些精神变态的疑难问题：它可以以另外一些案例向我们揭示我们的理智无法直接领悟的认同现象。我将详细讨论两个案例作为我们进一步思考的素材。
男子同性恋有一系列案例，其形成过程是：青年男子非同寻常地长久而牢固地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意义上依附着母亲。在青春发育期过后，他终于迎来了将母亲换成另一个性对象的时代。这时，突然发生一个转折：青年不是离开母亲，而是与她认同，他变成了她并寻找着能够替代自己的自我、能够为他所爱戴和关照的对象，犹如他从母亲那里所曾体验和得到过的那样。这是一个频繁发生的过程，它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得到证实；而且，它当然并非人们关于机体的本能和上述变化的动机的假设所能够概括的。在这种认同上，令人注目的是其丰富的内涵，它在极其重要的意义上，即在性的本质上，以在此以前的对象为范例改变着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对象自己被放弃，究竟这种放弃是全部的还是停留于无意识之中，这里不作讨论。与被放弃的或已丧失的对象的认同，从而取代此一对象，即此一对象注入自我，这种现象对于我们已经屡见不鲜。这样一种过程有时可以在儿童身上直接观察到。不久前，在一家国际精神分析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种观察的记载，其中说，一个孩子为失去一只小猫而悲伤不已，他径直宣称他自己就是那只小猫，于是他便爬行，不上餐桌进食等。（见Markuszewcz，《论儿童的我向性思想》，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sychonalyse，Ⅳ，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