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这里会有一个决定性的答案。问题在于,能否为了追求我的行为结果所具有的全局价值而漠视那种对眼下正在追求的恶(相对于受害者而言的恶)的抵制。当我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去审视自己的行为,并认为它出于一种对客观形势的选择时,它看上去是合理的。当以上面的方式思考问题时,我实际上是对我的意愿、我个人的选择(乃至我的行为)的抽象,而且是直接根据当时的形势来作决定,这就像是我在通过一个选答题式的考试。进一步说,如果将一切因素考虑在内来决定什么样的选择是非个人角度最好的,那么我是在善(而不是恶)的引导下作出这个选择的。
但是,一个被如此引导的自我实际上是客观自我,它以非个人的方式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包括某个托马斯·内格尔、他的行为以及其他事物的地方。客观自我与托马斯·内格尔的立场分开,它置身于这个世界之外来看待这个世界。它在这个世界中不存在任何立场。现在我们应该说,“它”选择,托马斯·内格尔和“它”的工具以及“它”的当事人尽全力来执行相关指示。或许这个人为了客观上最好的选择必须追求恶,因为非个人角度的最佳选择也可能涉及采取恶的手段来产生善的结果。不过,他只是依照命令行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