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本来就病得朝不保夕，这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愿再多活一天了，只求早死，催着儿子把棺材做好以备不测。
曾国藩回顾事情的始终，现在他的预料果然成了现实，当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公布后，国人不骂慈禧太后，却单骂曾国藩，他成了天下人眼中的千古罪人。曾国藩完全是按照清政府的授意来办理此事的，现在政府却一声不响地让曾国藩做了替死鬼。
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在光绪四年(1878年)，奉命作为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回答朝廷的问话时，慈禧太后以任劳任怨相勉励。曾纪泽答道：“臣从前读书读到‘事从君主能献其身’一句话，认为人臣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来时势，见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时需把性命看在第二位，声名也要看得很轻，才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就像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时正是卧病的时候，就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后事，将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关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结的，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那时京城的士大夫咒骂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责。寄给朋友的信，常写有‘外惭清义，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排除了声名以顾全大局。其实，当时的事态，除了臣父曾国藩所办理的立场，更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把曾国藩牺牲名誉、忍辱负重的苦衷，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使慈禧说出了“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的话。事实上这种体恤显得很虚伪，人已死，再多的感叹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