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作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何休的以“张三世”与“异内外”相结合的大一统说，还有其深刻的蕴意。三世之别与内外之别，都在其所爱程度之别。儒家之仁爱自近而及远，推己以及人；三世与内外之差别，不过在一为时间之远近、一为空间之远近而已。所以，自儒家之仁学原则观之，二者自然是可以重合的。空间中的大一统如何才能在时间的进程中实现？不能靠武力或其他东西，而只能靠仁心与仁政之不断地外推。
按照何休以上的“一统”论，能实现“一统”的王者必须是能推己以及人、正己而正人的仁者，否则不能成就一统的事业。“一统”在历史中是不断发展的，而王者却不是万世一系的。甚至于尽管“一统”的起点通常是“中国”，然后由“中国”而“诸夏”，由“诸夏”而“夷狄”；但是，这一次序也不是绝对的。一个国家是“夷”还是“夏”，在《公羊传》及何休《公羊解诂》中并非以种族或者血缘来分辨，而是要看它的实际行为。例如，《春秋》昭公四年记载：“夏，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娄子、宋世子佐、淮夷会于申。”《公羊解诂》注释说：“不殊淮夷者，楚子主会行义，故君子不殊其类。所以顺楚而病中国。”[390]因为这一次大会是为了合力讨齐逆臣庆封；诸夏不能讨而楚讨之，故顺楚而病中国。又如，《春秋》昭公十二年记载：“晋伐鲜虞。”《公羊解诂》注释说：“谓之晋者，中国以无义故，为夷狄所强。今楚行诈灭陈、蔡，诸夏惧然去而与晋会于屈银。不因以大绥诸侯，先之以博爱，而先伐同姓，从亲亲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391]在一般情况下，楚为“夷狄”，晋为“诸夏”。可是当楚能行“诸夏”所不能行之义时，公羊学家就“顺楚而病中国”；当晋不能绥“诸夏”而反伐同姓时，公羊学家就以晋为“夷狄”了。总之，中国与夷狄并无截然的界限，其标准就是要看其行为是否合乎“义”。因此，何休的“一统”论并不以种族、血缘原则为依据，而是以儒家之“义”为取舍。这正是孟子所说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392]思想的发挥。因为能承担“一统”之责的不必是某国、某王，所以在“一统”发展的进程中可以有中心的转移，也可以有王朝的更替；中心转移、王朝更替，而一统之趋势不变。这样一来何休又把“通三统”与“张三世”、“异内外”结合起来。由于何休“大一统”说把“三科九旨”结合为一加以论述，所以比起董仲舒“通三统为一统”来，使“大一统”说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