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其他一些思想家也把批判旧史学看成是建立新史学的前提。马君武在《法兰西近世史》译本序言中就曾谈到中国四千余年历史“有君谱而无历史”的问题。1902年10月，《新民丛报》转载新加坡《天南新报》的文章《私史》中也指出，中国旧史“把数百年事务，作一人一家之谱而为之，一切英雄之运动，社会之经练，国民之组织，教派之源流，泯泯然，漠漠然，毫不关涉”，“甚矣中国之无公史。”[32]有的还发出了“中国无史”的感叹，如黄炎培等指出，二十四史于“兴灭成败之迹，聒聒千万言不能尽，乃于文化之进退，民气之开塞，实业之衰旺，概乎弗之道也”，“恫哉，我国无史！”[33]
不仅如此，不少学者都把对封建史学弊端的批判锋芒指向了封建专制主义。邓实认为，秦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严密控制，“史在朝廷，史局由朝廷诏设，史职由朝廷特简，监修有官，分纂有官”，“举天下之史而专制之”，致使私家动触禁网，而官修史书则“唯贡其谀佞，舍铺张虚美盛德大业外无文字”[34]，严重阻碍了史学的正常发展。赵必振指出，封建时代君权的极度膨胀，使旧史家的眼光往往局限于君主的活动，以至秉笔记事，多以叙述朝代兴衰、旌忠表烈为务，“以社会之大，民族之众，而以彼一姓一族一人而统括之，私矣小矣，夸矣误矣。”[35]这些批判，无疑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史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