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在医院醒来，以一种难以备述的心情。守在我床边的警察，向我问及诸多有关父亲的事。怀着一种奇怪的憎恨，她说法医在母亲身上找到殴打的痕迹，我便告诉他父亲的暴力史，并将他丑化为一个从未有过正面形象的恶魔。先前我便说过了，记忆是不可靠的，因此我的叙述也是不可靠的。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怀着这样一种暗自孳生却又无法控制的仇恨，我必须找一个人来恨。关于母亲的死，我必须去恨谁。随便一个人都行，总得有一个人为此负责。所以，我向警察隐瞒了母亲抑郁的病况，夸大了父亲在她死亡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证明，当天晚上，他也的确打过她，法医在尸体上找到了新鲜的伤痕。当警察闯入家中，他还倒在自己的呕吐物和便溺的污秽中，被酒精残害得昏睡不醒。警察说，关于母亲的死，父亲喝得太多，已记不清当晚发生了什么，所以才要向我询问内情。我隐瞒了母亲抑郁的情况，因此增大了父亲醉酒后把她推下楼的可能性。没过多久，父亲便被扣留了。直到警察在我家中搜到那些抗抑郁药物，这才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了他。
那时，我已收拾好行囊，离开了这个我生活了十多年的牢笼。在长达数年的流浪中，我加入不同的音乐社区，和不同的人组建乐队，却始终找不到生活的目标。人生漫长且艰阻，没有意义。我必须时刻待在人群中，被热情的乐器和毫不知节制的狂欢包裹，这样我才感觉好受一点。我不能给自己静下来的时间，不能停下来好好思考。不止一次，我只要一个人躺在床上，不去过那种公社式的集体生活，便会想起母亲，回到她死亡的那一夜。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某一天，一个神秘的声音找到我。它宣称，自己所代表的是一个集体，而它们中有人提出了一项建议，企图以此颠覆世界秩序。按照它的说法，那人是计划把全人类拖入端点岛实行统治的野心家，只不过这计划刚一提出，便被那十二人否决。从表面来看，它已经放弃了这一计划，选择了妥协，但它们同样担心，它会在暗中策划其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