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倡并努力实践建功立业的价值追求的同时，儒家文化特别重视道德理想的引导、规范作用，强调德业双修。儒学创始人孔子教育弟子要当“君子儒”，不做“小人儒”。孔子还坚决主张并身体力行其“道”，坚持“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19]的独立人格。邦有道，自身贫贱，深感耻辱；邦无道，即使自身富贵，却深以为耻。“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0]，便是最好的注脚。西汉儒学宗师董仲舒，一方面，提出一系列文教政治制度方面的建设构想，为统治者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服务，表现出强烈的事功倾向；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著名的“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21]的义利观，强调道德理想之类形上追求的价值，从而突出了个体修养的意义，兼顾了德与业的双修并持。他在其《士不遇赋》中，力主：“贞士耿介而自束”，“返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便是坚持独立人格，以义节利、以德导业的明证。实际上，儒家所一再宣扬的“义以为上”的价值观，是为了凸显德业双修的人格追求的文化内涵，是为了高扬儒家人文理想的旗帜，而不是如同某些论者所说，单纯是为了贬斥“利”的地位。显然，儒家文化中这种德业双修的人格追求，对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对于传统人文精神的流布，有着积极的意义。兼容天下的博大胸怀，也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和基本特征之一。《周易·系辞下》主张：“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中庸》倡导“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则。事实上，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对内逐渐吸收、容纳了本土文化中的道、墨、法、阴阳等诸多流派的思想，对外容留并吸纳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文化，表明它有很强的兼容性。汉代以后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而又多元并举的复合体。兼容并包、遐迩一体、“民胞物与”、和而不同等思想，对我们民族精神影响至深，几乎成为一种文化方面的“集体无意识”，便是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