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诡论意义的是，到19世纪晚期，传教士在接触了更多尚文轻武的中国文化后，已逐渐走出中世纪余荫而变得更现代化，也就是更趋于采取和平手段；而此时受西潮影响的中国士人恰经历了相反的转变，在吸收了较多的西方意识、包括前近代的尚武意识后，他们越来越返向前近代的征战精神，逐渐得出中西文化竞争最终是一场“学战”的观念（这是进步还是退步端视以什么为标准）。这样一种重力尚争的倾向已为严复版进化论的风行准备了语境，到严复译述《天演论》并化约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简单公式时，许多中国士人很快被说服就不足为奇了。甲午兵战失败，士人纷纷寻因。《天演论》一出，简明而系统化，人皆以为言其所欲言。
一旦胜者是因为其文化优越这样一种观念在士人心中树立起来，失败者的传统自然像粉一般碎了。既然中国屡被战败，则其文化必然低劣。中国人以前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历史上两个从人变成神的关羽和岳飞以及一个半人半神的诸葛亮都不算是成功者。如今则承认败即是劣，可知其价值观念已完全转到西方一边了。此时“西方”即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既定组成部分。这一权势虽然不如不平等条约那样明显，但以对中国人思想的发展演变而言，其影响的深远恐怕还在不平等条约之上。从民初到今天，都有人将西潮冲击的产物误读作中国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