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诸前代，中国文人向来有君子不群不党的传统。依凭古典规范，一个立志成为君子的人，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纠集党群的，只有搞阴谋的小人才会结党营私。这种观念到了晚明，已经不再为文人们所恪守。恰恰相反，最能体现晚明文人精神气质的就是结社。因此我们对愤怒青年陈子龙的剖析，必须从晚明——同时也是整个古代中国——最大和最具影响的文人团体东林党说起。
1610年，即万历三十八年，陈子龙还是一个两岁的幼儿。这一年，致仕官员顾宪成在东林书院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子们讲学。讲着讲着，他的话题偏离了诗书，转而批评时政。说到激动处，这位六十岁的老人老泪纵横，哽咽着再也讲不下去了。听众则须发皆张，涕泗滂沱。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在这座叫作东林的书院里并不鲜见。从这座书院开张的第一天起，集合在东林旗下的文人就从来没有只停留于学术和文章的探索，他们更愿意关心时事和抨击政府，对艰难时局下如何救亡图存发出大多数时候都与朝廷相左的声音。
顾宪成，字叔时，江苏无锡人，号泾阳，世称泾阳先生。万历二十二年（1594），当时这位虚岁四十五的前吏部文选司郎中，因触犯万历并得罪首辅王锡爵被撤职回到故乡无锡后，这位“姿性绝人，幼即有志圣学”的学者型官员已基本打消了在政坛上东山再起的念头。事实上，顾宪成虽然在仕途上惨淡经营了十多年，但始终只是一个位不高权不重的中级官员。绝意官场的顾宪成当然不会像那些功成名就的高官致仕者那样就此隐居林泉之下，得享天伦之乐，而是打算用另一种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存在价值，那就是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