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么，就开一个家庭式的追悼会吧。
家里人、亲眷、家乡人，再加上我们这几个儿子的朋友。
追悼会的主要内容，是在一架大屏幕上映出爸爸从少年到老年的代表性照片，特别要仔细地映出他藏在抽屉里的那一大叠纸页：大批判简报、申诉书和一张张借条。
这些图像的讲述人，是我妻子马兰。她是大儿媳妇，却对屏幕上的灾难记录基本陌生。由她讲述，有一种由外而内的悲痛。那天她黑衣缓步，慢慢叙述，坚持到最后没有哽咽。
我致悼词，主要是解释那些借条。我听到，现场响起了一片哭声。
追悼会以后，我一直在想，关于该不该来上海的问题太艰深，没有必要在父子间讨论。父子间需要的是另一些谈话，例如，真后悔没有多问爸爸一些有关当年隔离室里的事情，这可能会让我更好地理解那些借条。可惜几天之差，就成了永远的猜测。
由此，我想到了另一对老人。
老人的价值在此刻突然显得万分重要，因为他们直接关系着后代生命的一个个支点。
不知道这些支点也能活着，但知道了这些支点却能自觉地活着，感恩地活着，恭敬地活着。
应该明白，老人有很多话要讲，只是我们常常没有让他们讲。
可能，这是人世间最大的损失之一。
我对妻子说：“应该动员你的爸爸写回忆录。不是用来出版，而是为后代留下生命传承的记忆。对老人本身，也是晚年的一种精神总结，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