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那尖叫可能还另有原因。因为不仅在与他人的论辩中，我们如此迅速地陷入断言与反断言，而且我们自己内心的争论也同样如此。因为每当一个辩论者进入公共论坛，他心里就大抵已或明或暗地拿定了主意。而假如我们并没有任何无可辩驳的标准，没有任何可以使对方信服的理由，从而我们在做出决定的过程中可以全然不诉诸此类标准或理由。如果我拿不出任何充足的理由来反对你，那必定意味着，我缺乏任何充足的理由。因此，似乎必定有某种非理性的决断作为我自身立场的基础，使我采取了这一立场。与公共论辩的无休无止相应，这里至少存在着一种恼人的个人独断的现象。这样，当我们转入防守因而尖叫起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些论辩的第二个同等重要却差别悬殊的特征是，它们无一不是旨在作出一种非个人的合理论辩，从而通常都以一种适合于非个人的模式出现。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我们不妨考虑一下为一个要某人从事某种具体行为的命令提供根据的两种不同方式。在第一类情形中，我说：“如此这般地去做。”被命令者反问：“为什么我应如此这般地去做？”我回答：“因为我希望这样。”这里，我并没有给予被命令者任何理由去做我所命令或要求的事情，除非他自有某个特别的理由来尊重我的意愿。比如，在警察局或军队中，如果我是你的上司或对你具有其他权力与权威，或者，如果你爱我、惧我或有求于我，那么当我说“因为我希望这样”时就给了你一个理由，尽管可能不是个充足的理由。注意，在这类情况下，我的话是否给了你一个理由，取决于你听话时所具有的特定情状或你对我的话的领会。因此，这命令具有什么样的说服力就以这种方式取决于话语的个人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