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理学，无论是程朱之学还是陆王之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实质只是两个：从理论上说明封建纲常对社会的绝对统治，在方法上指明士人成为具有完善封建道德人格的“圣人”的自我修养途径。前者与认识论有关，后者则涉及方法论，而最终目的是维护稳定封建秩序。王学与程朱之学所争论的也是这两个问题。
程朱之学的逻辑基点是“性即理”，理论的最高范畴是理或天理，其具有外在的超验的品格：“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6]既是决定自然事物发展的规律，又是规范社会的伦理道德：“至于天下之物，则必有其所以然之故和所应然之则，所谓理也。”[7]这样，就使封建的伦理纲常获得了本体意义，而成为压抑社会和人性的外在权威力量：“仁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可以不为之理也；孝悌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8]从所应然之理等于所以然之理并外在于主体的认识出发，程朱之学进一步提出“格物致知”的修养方法，即通过具体事物“物理”的研究，达到体认“伦理”的目的，而在具体的知行关系上，则更强调知的意义，主张先知后行：“论先后，知为先。”[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