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时至今日，最迫切的需要就莫过于大无畏的批评。在一个混乱的共和国家，最有威势的是潮流，它不象一个保守派国家里的潮流，难得会往后退的：它永远前进；那种虚伪的思想的自由永远在变本加厉，差不多没有人敢抵抗。群众没有披露意见的能力，心里很厌恶，可没有一个人敢把心中的感觉说出来。假使批评家是一般强者，假使他们敢做强者，那末他们一定可以有极大的威力！一个刚毅的批评家（克利斯朵夫凭着他年轻专断的心思这样想），可能在几年之内，在控制群众的趣味方面成为一个拿破仑，把艺术界的病人一古脑儿赶入疯人院。可是你们已经没有拿破仑了……你们的批评家先就生活在恶浊腐败的空气里，已经辨别不出空气的恶浊腐败。其次，他们不敢说话。他们彼此都是熟人，都变了一个集团，应当互相敷衍：他们绝对不是独立的人。要独立，必须放弃社交，甚至连友谊都得牺牲。但最优秀的人都在怀疑，为了坦白的批评而招来许多不愉快是否值得。在这样一个毫无血气的时代里，谁又有勇气来这样干呢？谁肯为了责任而把自己的生活搅得象地狱一样呢？谁敢抗拒舆论，和公众的愚蠢斗争？谁敢揭穿走红的人的庸俗，为孤立无助，受尽禽兽欺侮的无名艺人作辩护，把帝王般的意志勒令那些奴性的人服从？——克利斯朵夫在某出戏剧初次上演的时候，在戏院走廊里听见一般批评家彼此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