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宽容的主体性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马克思文化理论的主体是人类、民族或人民群众，主要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方面论述社会主体和文化主体的作用，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来推进世界历史进程，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但却没有深入分析具体的文化主体的建构。葛兰西明确提出文化主体的问题，“如果知识分子和人民——民族、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以有机的融贯……为特征的，那时，而且只有在那时，才是一种代表的关系。只有在那时，才会发生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个别要素的教换，才能实现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共有生活——并创造出‘历史的集团’”③,因而葛兰西主张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结合，以实现人类的解放。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宽容思想深入考察社会现实中具体的文化主体的内涵及其作用，借鉴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观点，又淡化文化主体的阶级内涵，提出建立新的文化主体以促进人类自由的主张。威廉斯号召不同文化主体建构共同文化形式，“在共同文化中体现的是一种更广义上理解的民主——一种生命的平等，而不是狭义上的阶级或政党的平等”①。汤普森呼吁构建反抗资产阶级文化的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化主体，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视为“向人的回归，从抽象概念和经院教条回到真正的人，从欺骗和虚构回到真正的历史”②。安德森反对“历史过程无主体”的观点，认为在知识分子的教育下，工人阶级依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革命仍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以上这些尝试，充分证明英国新左派在发展文化宽容思想中做出不懈的努力，拓展了马克思文化宽容思想的广度和深度。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