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对历史“相因”说提出了新的认识。他认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马端临关于理乱兴衰“不相因”、典章经制“实相因”的认识,显然是把二者的关系绝对化了。《通鉴》以“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说明治乱兴衰虽代各其异,但也有“相因”之处。《通典》以论述“法制”、“政经”为主旨,在考察历代“损益”、“因革”之中,也必然可见“不相因”的成分。再者,“理乱兴衰”在很大程度上也同“典章经制”相关联,未可截然分开。尽管如此,马端临看到了“会通因仍之道”表现在历史撰述上的这种区别,还是有理论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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