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提出“经学即心学”，认为经学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教人“知道”和“明理”，而在于“为我之所用”。王守仁与朱熹不同，朱熹强调经学教育是“做人”的准备，而他却把它看作是道德修养的实在工夫，教育的目的不在学习过程之后去达到，而是在教学过程之中去实现，目的与过程要做到“知行合一”的有机统一。王守仁以“知行合一”为理论基础，强调道德与知识是内在统一的。教学要成为发展良知的工夫，关键在“知行合一”的过程中使知、情、意、欲、思等心理伦理化，然后从内心扩展到实际生活的事事物物之中。他主张以“知行合一”为为学原则，以“致良知”为立教宗旨，要求教学过程道德化，把读书作为道德实践的一种形式。
总之，王守仁的心学教育思想，其核心问题是培养人的道德实践能力和道德自觉性。在理论上他充分肯定每个人都有自我教育能力，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实践中的关键作用。然而，由于他的教育思想表现出强烈的重“心”倾向，最终又必然走向自然人性论和轻知识的“狂禅”，陷入空谈心性的泥潭。及至王学末流，其空疏的学风更是弊端百出，遗患无穷。于是一些思想家、教育家又致力于开拓新的学术与教育风气，提倡经世致用，并对心学教育思想进行了抨击。如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等以及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都尖锐指出心学思想教育与实践相脱离的弊病，主张以经世致用的实学来拯救明代学术与教育的空疏。与此同时，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西学东渐，一批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自然科学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要求以实学教育来改变中国传统的教学，培养实用人才。在这股教育思潮的推动下，心学教育思想日渐失去了它的历史地位，而让位于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