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强调“大同”，颂扬“圣人”；章太炎《客帝》讲满汉矛盾，以孔子为“古良史”，有“齐物”思想。这可能是在方法论上从这两方面考虑的。
我对康、章的评价，基本上和汤先生相接近，对章太炎的评价也高，但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
上次，丸山松幸先生对康有为的经学思想内容提出问题。汤先生说，“使用古人的语言，演出历史的新场面”，“透过外衣，找实质”。不把康有为放在经学上，而把经学史服务于思想史，认为康有为是面临民族危机，为了救亡，研究今文经学。基本态度我是同意的。但对“语言”“外衣”等提法不同意，他不仅是“语言”“外衣”，而是内在信仰。
汤先生指出今文有“变”的哲学，章太炎发挥了顾炎武古文经学中的“经世”含义，不知有否例证？
康有为改良思想形成时，作《礼运注》，认为可由“小康”到“大同”，这不是人的自由意志，而由“圣人”关怀。《孔子改制考》以孔子为神明圣王，绝对化了，但康有为适应当时情况，把“圣人”关怀人民的旧结构保存下去，作为变法维新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