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变法思想先驱龚自珍对封建制度的罪孽，诸如贪污、剥削、腐败、混乱进行了抨击，对充斥社会的不平、不齐以及广大老百姓的民生困境表示了巨大的同情。他说：“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罋……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弃，即之丧天下。”[11]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他认为要从“本”源上下功夫，这个“本”源就是“人心”，就是要根据才智、能力、德行分配财富土地，实行土地大公有之下的分层享有制度。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不断侵略中国，中国积贫积弱。到了19世纪末，一批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找“真理”以期“维新”救亡。在这个过程中，领导戊戌变法的知识分子康有为，发表了一部带有乌托邦空想性质的《大同书》，提出了“太平之世”，描绘了一幅实行公有制之后民生解决的美好图景。“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太平之世无所尊高，所尊高者工之创新器而已；太平之世无所苦，所为工者乐而已矣……太平之世，工最贵，人之为工者最多，待工亦最厚。自出学校后，举国凡士、农、商、邮政、电线、铁路无非工而已……太平之世，一人作工之日力，仅三四时或一二时而已足，自此外皆游乐读书之时矣……人皆出自学校，不患无生计之才能，少时之工，不待惰逐而不忧无工之苦。为工又皆掌执机器，而不待沾手涂足，少时工讫，即为游乐读书之时，工厂既可男女同居，又有园林书器足资游乐以养‘魄’，读书以养‘魂’。故太平之工人，皆极乐天中之仙人也。”[12]在康有为看来，那时的人们民生优厚，工人与学人不可分，因为“其工皆学人，有文学知识者也”。农民也都是受过教育的，“皆得有农学考验证书而后用之”。在太平世里，人人都可受教育，而且教育和实践相结合，“若学农必从事于田野，学工必从事于作场，学商必入于市肆，学矿必入于矿山，学律必讲于审判之所，学医必讲于医病之室”。而且对这个世界里衣食住行以至于器用、家具、沐浴等细枝末节民生之事，都作了详细设计，真是一个极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