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圣伯利斯，我还认识了书商盖兰。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是个文人雅士，和蔼可亲，是他那一行中的佼佼者。他还介绍我认识了阿姆斯特丹的书商让·内奥姆，他俩常有书信往来，相交甚厚，此人后来为我刊印了《爱弥儿》。
在离圣伯利斯更近些的地方，我还认识了格罗斯莱村的本堂神父马尔托尔先生。如果以才取人的话，他生就更适合做政治家和大臣，而非乡村神父，至少也可以给他一个教区管管。他曾是吕克伯爵的秘书，跟让-帕蒂斯特·卢梭私交甚笃。他既深怀敬意地缅怀那位大名鼎鼎的被放逐者，又对骗子索兰恨得咬牙切齿。他知道许多有关上述两人的罕见逸闻，全都是塞居伊未曾收进卢梭传记手稿中的事，而且他还常肯定地对我说，吕克伯爵从未有任何的抱怨，一直到死都始终保持着对他的最热烈的友情。在其主人死后，樊蒂米尔把这块风水宝地给了马尔托尔先生。后者从前曾被聘来处理过很多事情，虽然现在已年老垂暮，但对所处理之事仍记得一清二楚，而且评说得头头是道。他的谈话既不乏教益又生动有趣，根本不像是乡村神父所言。他把一个社交场上的人的口吻与神职人员的知识结合在一起了。在我所有的长期近邻中，他是我与之交往最感愉快的人，是我离开他之后，最感遗憾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