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贫二代和权二代的问题，实际上改革进程中社会政治环境和制度的滞后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是，即便是改革的第一代人，对此也认识不足。以富一代为例，他们往往习惯于对于制度和法律的问题，通过与制度内的官员个人建立关系来解决。在转型的某个阶段，这种个人关系，甚至还可以给他们带来某种特权，方便地分享国有资产的流失，便利地压榨弱势群体，不担心有工会的干预、罢工的威胁。在身份阶层固化的过程中，富一代的民营企业家，往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旦权一代和权二代起来吞噬和侵夺民营企业的时候，这些民营企业家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即使奔走呼号，也无法引起社会的同情。不考虑制度的变革和改进，只热衷借用腐败的润滑剂，通过建立个人关系牟取利益，这样的短视势必会付出代价。最大的代价是，富二代和权二代被民众视为一丘之貉，丧失了作为精英阶层的威信和地位。
富一代事业的传承问题，只有靠现代企业经理人制度和资本社会化来解决。而这个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只能靠市场进一步规范，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进步，才有可能。否则就只能守着家族企业的小摊子，一旦摊上不肖之子，家业就败掉了。同样，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的贫二代问题，也是一个制度问题。存在贫富差距不要紧，如果社会制度不能保证穷小子经过奋斗发迹，连一个都实现不了，那么问题就大了。接代的贫困，就会产生巨大的绝望，最后的结果就是玉石俱焚。当然，可以预计，权二代如果普遍地接了班，那么他们会比他们的父辈更加疯狂地吞噬财富，尤其是吞噬已经成为大鱼的富二代。而为了避免被吞噬，富二代则会跟古代富商那样，积极进入仕途，把自己变成权二代。这样的话，也许到了某个时候，社会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一边是少数人上人的权二代，占有垄断所有的资源，一边是贫穷传代的贫二代，富二代极度萎缩，畸形的两极分化。到了这个地步，社会离崩盘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