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贫二代和权二代的问题,实际上改革进程中社会政治环境和制度的滞后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是,即便是改革的第一代人,对此也认识不足。以富一代为例,他们往往习惯于对于制度和法律的问题,通过与制度内的官员个人建立关系来解决。在转型的某个阶段,这种个人关系,甚至还可以给他们带来某种特权,方便地分享国有资产的流失,便利地压榨弱势群体,不担心有工会的干预、罢工的威胁。在身份阶层固化的过程中,富一代的民营企业家,往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旦权一代和权二代起来吞噬和侵夺民营企业的时候,这些民营企业家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即使奔走呼号,也无法引起社会的同情。不考虑制度的变革和改进,只热衷借用腐败的润滑剂,通过建立个人关系牟取利益,这样的短视势必会付出代价。最大的代价是,富二代和权二代被民众视为一丘之貉,丧失了作为精英阶层的威信和地位。
富一代事业的传承问题,只有靠现代企业经理人制度和资本社会化来解决。而这个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只能靠市场进一步规范,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进步,才有可能。否则就只能守着家族企业的小摊子,一旦摊上不肖之子,家业就败掉了。同样,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的贫二代问题,也是一个制度问题。存在贫富差距不要紧,如果社会制度不能保证穷小子经过奋斗发迹,连一个都实现不了,那么问题就大了。接代的贫困,就会产生巨大的绝望,最后的结果就是玉石俱焚。当然,可以预计,权二代如果普遍地接了班,那么他们会比他们的父辈更加疯狂地吞噬财富,尤其是吞噬已经成为大鱼的富二代。而为了避免被吞噬,富二代则会跟古代富商那样,积极进入仕途,把自己变成权二代。这样的话,也许到了某个时候,社会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一边是少数人上人的权二代,占有垄断所有的资源,一边是贫穷传代的贫二代,富二代极度萎缩,畸形的两极分化。到了这个地步,社会离崩盘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