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嘉庆毕竟只是嘉庆，而不是康熙。这是患得患失者与大刀阔斧者的区别，也是术与道的区别。不过嘉庆没有想到，求术得术，他的报应或者说帝国的报应很快就来了。因为没有对腐败现象斩草除根，腐败也就遍地开花了。这其中最典型的是从嘉庆元年（1796年）开始至嘉庆十一年（1806年）案发的直隶官员贪污窝案，涉及24州县，共贪库银31万余两。此案牵涉人员之广，发案时间之长，涉及州县之多，作案手段之猖狂，都是前所未有的，以至于嘉庆后来震惊地说：“将国家正帑任意侵吞，明目张胆，毫不忌惮……为从来未有之案！”
此外还有湖北武昌五县任意侵吞库银案，山阳县知县王伸汉虚报户口贪污杀人案，湖北襄阳道员胡齐仑侵蚀军需案，等等，都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案要案。
更要命的是不仅地方官员大量涉案，连查案的官员也陷进去了。嘉庆十一年（1806年），总管内务府大臣、刑部侍郎广兴到山东查案，受贿白银数万两，后又到河南查案3次，共受贿白银23000两。在行贿人中，竟然包括河南巡抚马慧裕以及当地司道等。所以嘉庆帝国的官场腐败可以说是双重的，一方面查案人有问题，另一方面被查的当地官员也有问题——以帝国之大，要找一块净土确实不容易！
